中國古代有兩項世界級的管理成就，一是完全以書面文件來運轉整個國家，二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公文傳達制度使通信網路覆蓋全國城鄉，這一局面是在2500年到2000年前的戰國秦漢時期開創的。在戰國晚期的秦國，還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郵政法——《行書律》。古代郵政的西方體系開始得雖早，但在持續的時間上根本就不能和中國相比。與古羅馬雙峰并峙，并在政治智慧上超過前者的偉大的秦漢帝國奠定了全世界最長久的郵政體系——中國體系。

從傳說時代到商周的傳令組織

從完全平等的原始社會到初步不平等的分層社會，再到國家形成的文明創世紀中，部落信使得以職業化，并形成傳令組織。《史記·五帝本紀》稱贊舜“明通四方耳目”，《尚書·舜典》記載舜設立“納言”官職，以管理信息的上傳下達，都折射出傳令組織的存在。1981年出土于山東鄒平丁公村龍山時代遺址的丁公陶文，有11個連筆字符，被認為是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書信實物。這種書面文件體現了上傳下達的日常運作，可以作為傳令組織存在的佐證。

國家產生后，統治的基礎必然包括一套整理、交換、儲存信息并最終壟斷信息的系統，那些傳令兼偵探兼外交官的高級信使享有極高的地位。若沒有這樣的組織，無法想象國家機器能夠運轉起來，但傳令組織還夠不上郵政的水平，因為信使難逃覆亡的厄運。商王武丁時的甲骨卜辭反映出有一位執行重要公務的王家信使，在連續行走了26天、沒有抵達目的地的情況下就倒仆于途。那些商王親自為收發書信和派遣信使而行占卜的卜辭，也說明殷商之際還缺乏穩妥的長途通信機制。

中繼交通是郵政運行的基礎設施，但最早的中繼路網，特別是昂貴的畜力中繼設施僅為軍事和君王出行而設。巴比倫、埃及、中國、印度、阿茲特克、印加這六大原生文明都不乏設置兵站和行宮的事例，但只有移送信使和傳遞公文的中繼路網制度化，才是一個文明進入到郵政時代的標志。這樣衡量，西周時僅為貴族置辦的傳車也還不能算作郵政系統。

“郵”的來路與 世界上最早的郵政法

古老的中國也有“郵”那樣一種與古埃及類似而又有所區別的郵政原生過程。最早的郵叫“郵表畷”（《禮記·郊特牲》），是從氏族土地占有標上的神圣標志物發展而來的祭奠田神的靈物，貴族為無償占有庶族勞動將郵改造為督導庶眾耕耘公田的處所。隨階級矛盾上升，郵又進一步演化為限制庶眾人身自由的崗哨。亭是上古時期的候望據點和族眾動員兼民事調解場所，郵與亭的結合形成了基層行政的輔助系統和治安網點。大小村社的郵，沿井田道路連續分布，環環相扣，郵人分段偵跡便為通信提供了現成的中繼網路。這個中繼系統被描述為“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漢書舊儀》），統治者用來傳播政令即孔子所言“置郵傳命”。因而在宗教生活不彰的中國，統治者是利用血緣組織的生命力，靠侵奪氏族共同體的資源而建起通信中繼網路。中國郵政史上的這個新紀元是在春秋時期初現曙光、秦漢之際光芒四射的。商鞅變法后，郵的氏族色彩被徹底祛除，隨著戰國七雄相繼轉化為中央集權國家，古代中國的郵政制度得以建立。秦漢大一統的實現，使地上郵亭密如天上繁星，“五里一郵，十里一亭”的中繼路網覆蓋版圖，這才真正確立了中國古代的郵政制度。

中國古代郵政一經建立就顯現出非凡的成熟性。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兩枚竹簡上的《行書律》，雖然僅僅是這部律法中兩條律文的摘抄件，但卻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郵政法，珍貴無比。“行書”乃戰國秦漢魏晉習用語，專指傳遞公文。《行書律》歷經秦始皇統一中國，至西漢初年更加完備，凡舉機構編制、郵路設置的等級、郵件分類、郵人待遇、懲罰措施無不詳細規定，一系列防止郵件擱壓、遺失的問責制度與懲罰律條，使郵遞環環相扣，達到了全程監控的水平。

中國文明是在未受外來影響的情況下獨立誕生的，比歷史上其他任何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并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古代郵政制度在漢代就影響到東亞和中亞的一些國家。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完全仿唐制建立了古代郵政。蒙元之際，萬里驛騎直達四大汗國，中國古代郵政由此影響了歐亞北非的眾多國家。

絲路與漢代驛燧

2014年，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項目“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項目”順利入選，甘肅敦煌境內的漢代大型驛站遺址懸泉置和新疆庫車境內的克孜爾尕哈烽燧遺址作為申遺點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懸泉置始建于漢武帝通西域時，至魏晉時廢棄，前后使用了400年，有“中華第一郵局”的美譽。漢代，接力單騎稱驛，接力車遞稱傳，置則是較大的車遞中繼站點。具體到懸泉置，則不但是車遞，也是驛騎和步遞共用的中繼站點。懸泉置的一個職能是傳遞公文，所有事涉敦煌郡和整個西域的詔書、中央政令、出征將士的軍報都要經由懸泉置傳遞。懸泉置簡牘中有“郵書令史”與“郵書史”官職，并見有“郵行”“郵人”“懸泉郵”和數量眾多的郵書傳遞紀錄，這對于認識中國古代郵政甚至世界古代郵政都具有無比珍貴的價值。懸泉置的另一職能是接待官員和使節，既有漢朝出使西域的使節、和親公主，也有遍布今天中亞、西亞、南亞的西域各國人員。如有一條簡文記載“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絕、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說明絲路上使者往來頻繁，成群結隊，懸泉置一次就招待了數國使者下榻。

克孜爾尕哈烽燧是現存最高大的烽燧遺址，專家考證該烽燧從漢到唐都有使用。克孜爾尕哈，維吾爾語意為紅色哨卡，正是對該烽燧所代表的古代軍事通信設施的最好詮釋。烽燧是利用光信號報警的軍事通信裝置，在以烽火信號報送敵情的同時，還要將詳細的敵情書面報告上級軍政機關，甚至驛報中央。所以，烽燧線上必伴有郵遞組織。如果將烽火比喻為古代的電報，那么克孜爾尕哈烽燧就是中國古代邊防線上的郵電所。

在克孜爾尕哈烽燧以西40公里的克孜爾石窟第17窟主室券頂，有一幅《薩薄王燃臂濟諸賈客》壁畫，描繪了兩名波斯裝束的中亞商人販運而歸，趕著載滿絲綢的一驢一駝，在迷失道路、身處險境時，遇到薩薄王以白氎自纏兩臂、酥油灌之、燃臂為炬、指明方向、不禁舉手歡呼的場景。薩薄王燃臂倒是使人聯想起絲路商人對烽燧的感激之情，大漠戈壁上，突發的飛沙走石和剽奪劫掠，使烽燧成為最佳路標和預警所在。絲路商隊對驛燧的依托之情正如《后漢書·西域傳》所精辟總結的：“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

紀念中國郵政開辦120周年時，中國郵政郵票博物館在展廳復制了一件青海西寧出土的漢代軺車明器。軺車是史書上明確記載的漢代郵車，當時的中央政府就用它作運輸工具構建了全國干線郵路。想想漢代郵路的氣魄，從西域一直綿延到朝鮮半島，那真叫“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