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傳奇色彩的一代文化名人夏衍（1900—1995），一生涉獵極廣，在戲劇、電影、文學、新聞、翻譯、統戰、外交、出版、收藏領域都有很大的成就。

本文集中聚焦夏衍在收藏領域的貢獻。

《納蘭性德手卷》的藏與捐

20世紀50年代，夏衍任職文化部后，對文物、書畫漸感興趣，常去北京琉璃廠一帶覓寶。夏衍曾說：當時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跑琉璃廠，鄧拓、田家英、阿英等，個人興趣不同，收藏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納蘭性德手卷》是夏衍1960年在琉璃廠發現的。納蘭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芳，清初大學士明珠長子，卓越的大詞家。這手卷共集得他致摯友張純修書簡28通，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和史料價值。夏衍看到，欲即購之。當時賣方索價2000元，大大超出了他的購買能力。數日后一友告訴夏衍，有人愿加價求購。夏衍聞訊，為難之際，適逢有一筆稿費送到，便毫不遲疑地購下。“文革”時，手卷和所藏書畫均被抄走，落實政策發還物品時，手卷“失蹤”，夏衍痛心地說：“其他文物不見無所謂，但納蘭性德一定要追回。”后來在舉辦林彪罪行展覽時，從成批的文物中發現了此卷。又費了許多周折，總算物歸原主。

1989年4月，夏衍致信上海市文管委方行：我收藏的《納蘭性德書簡卷》，打算捐贈上海博物館。這是海內孤本，還是讓國家保護為好。同年8月，方行帶領“上博”工作人員前去接收。夏衍說：“把這東西交出，總算了卻一件心事。”

1994年8月，夏衍將另2800本藏書捐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書畫的緣分天空

20世紀50年代后期，夏衍與白石老人過往甚密。每當夏衍帶著嶄新的鈔票向老人買畫時，白石老人都笑得合不攏嘴。許多書畫，老人當場潑墨并題款“夏衍老弟”。夏衍收集到不少白石老人的晚年精品之作，如《貝葉秋蟬圖》《鼠子鬧山館圖》等。

葉淺予在《夏衍珍藏書畫選集·序》中這樣描述，夏衍曾對我說：要把揚州八怪收齊，而且必須件件精品，才算心滿意足。收藏揚州八怪的人不少，但收齊的不多，特別是高翔（1688—1753），傳世作品很少。但我居然有兩幅，其中高翔的《行書詩翰冊》是浙江的陳叔通（1876—1966）割愛送給我的。

還有八怪之一汪士慎（1686—1759）的《墨梅長卷》，連著名的文博專家徐森玉（1881—1971）見后，都稱夏衍運氣太好了。

1989年，夏衍向浙江博物館捐贈書畫94件，其中揚州八怪33幅，齊白石12幅，此外，還有吳昌碩、陳衡恪（1876—1923）、黃賓虹、張大千（1899—1983）等名家珍品。2014年7月，浙江博物館舉辦《沈氏曾藏——夏衍先生捐贈書畫珍品展》，使人們重溫夏衍的高風亮節。

集郵的那份真情

夏衍曾說：“我十四五歲開始集郵，時間大約是1914年前后”。

日本留學時，夏衍就收集大龍郵票，以后即使在顛沛流離的日子里，也沒有放棄這一愛好。1955年元宵節，夏衍從原燕京大學教授陸志韋手中，一次性獲得六十余枚大龍郵票，“真是機會難得！”他高興地說。1983年，中華全國集郵展覽時，夏衍的紅印花郵票郵集與馬任全、張包子俊兩位全國集郵聯副會長的珍貴郵集一起被作為榮譽級展品陳列在中國美術館一樓圓廳內，并獲得全國郵展組委會頒發的以《奔馬》郵票小型張為圖案的榮譽獎牌。

夏衍集郵的故事頗多。

建國初，夏衍任華東區行政公署宣傳部長，由于集郵，結識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周煦良教授（周今覺之子）。周教授將收藏的一套中華郵票會會刊《郵乘》贈送夏衍留念，并介紹夏衍與著名集郵家姜治方認識（姚文群編著的《名人與集郵》P44）。后來，他與姜治方之間的集郵友誼傳為佳話。夏衍的兒子沈旦華在《回憶老頭》一文中，談到父親集郵的故事：

抗戰勝利，作為《新華日報》總編，他第一批坐飛機經南京到上海，閑暇之時，去虹口逛地攤，當時日本人遣返歸國，帶不走或者要變現錢的東西都在地攤上出售了。他發現一個日本老太太，出售的郵集是日本最早期郵票，而且是實寄封，反映了最早上海和日本通商的情況，他用日語問價，老太太要5000元，真是一筆巨款，按習慣日本人是不會討價還價的，他想了想，約定明日再來，回去后向我外公借了錢，買了這本郵冊。1985年，日本集郵權威來我家看郵票，見了這本郵冊，開玩笑說：“這是日本的國寶，我用500輛豐田小轎車和你交換，還是讓它回國吧。”老頭立即說：“那么在日本的中國國寶是否也可以歸中國。”當即兩人哈哈大笑，可見它的珍貴。

1991年1月23日，夏衍將珍藏的郵票（品）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捐出清代郵票332枚，日本郵品106件（《夏衍傳》P747）。藏品中有極為珍貴的紅印花加蓋小字4分四方連、紅印花大一元直六方連、大龍光齒四方連全套及小龍毛齒四方連等。

據夏衍的秘書李子云回憶：1952年，夏衍在上海花300元買下了紅印花加蓋小字4分四方連。

著名集郵家林衡夫說：紅印花加蓋小字4分四方連最為珍貴，加蓋量僅200枚，四方連更罕見。

藏品中還有一部日本早期實寄封片集，其中首頁第一枚是1874年實寄日本郵政明信片（日本首次發行郵政明信片是1873年）。《夏衍傳》655頁展示了1枚夏衍舊藏日本《昭和大禮首日封紀念實寄封》，蓋戳日期為1928.11.10。

2009年，夏衍長女沈寧向上海博物館捐贈父親留下的7539件郵品。

夏衍慷慨向國家捐贈自己的藏品，一再聲明：一不要獎金，二不要獎狀，唯求妥為保存，不要失散。另有一個小小要求，希望在收藏過的作品上蓋上一方“仁和沈氏曾藏”印章。這印是齊燕銘1976年逝世前的絕作，原設計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請他將“珍”字改為“曾”字（《夏衍傳》P747）。夏衍還說，“這些收藏都是國家的，我只是代為收集而已。（《夏衍研究文集》P229）”

文化部副部長的殷殷郵情

1954年，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長后，積極支持郵電部解放思想，大膽創新，使中國郵票從選題、設計到印刷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聯想這一時期發行的《金魚》、《蝴蝶》、《丹頂鶴》、《菊花》、《牡丹》、《唐三彩》等一批精美郵票，就不言自明了。

20世紀50年代，《集郵》雜志主編邵倫曾向夏副部長請示如何辦好《集郵》雜志，夏衍說：“中國的集郵雜志嘛，當然要以報道中國郵票和集郵活動為主，還要逐步組織專門文章，系統介紹我國郵政沿革史料。”夏衍親自撰文，在《集郵》雜志上發表《從郵票看我們的躍進》，他說：“作為一個集郵愛好者，我愿乘此機會祝賀我國郵電事業的發展和歡迎這幾套特別值得紀念的紀念郵票的誕生。”

1959年國慶，夏衍在《集郵》雜志上發表文章，對新中國郵票發行提出了期望。他說：“很長一個時期內，舊中國的郵票用一艘帆船來作圖案。現代的郵票卻以鋼鐵、煤炭、體育等作為圖案。從清代一直到蔣介石統治時期，郵票要送到日本或者英國去印刷。今天，一個現代化的北京郵票廠投入生產了。過去，郵票的票面面值是直線上升的，國民黨時期1947年至1948年曾經發生過6個圈的巨額面值的普通郵票。解放后，我們的郵資不僅穩定不變，而且還降了價。過去，郵票的圖案是由帝國主義分子的洋人設計的，現在我們自己的美術家們也踴躍地為郵票設計多種精美的圖案了。”

1962年5月19日，在郵電部討論郵票出口問題的一次會議上，夏衍指出：“今后發行新郵票題材應盡可能地更廣泛些，政治色彩不宜太濃，花卉、運動、珍禽、異獸等專題郵票可多些。”“要把郵票辦成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

1980年，停刊近14年的《集郵》雜志復刊，第一期刊登了夏衍的《集郵寄語》：“《集郵》雜志的復刊是全國廣大集郵愛好者的一件喜事。作為一個集郵愛好者，我表示衷心的祝賀。”同時他呼吁：“為了促進我國集郵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們也應該建立全國性的集郵協會。”1982年1月30日全國集郵聯宣告成立，夏衍的呼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全國集郵聯“一大”召開之際，夏衍做了書面發言《祝賀與希望》。

1983年11月28日，中華全國集郵展覽開幕，王震、宋任窮等領導同志均為全國郵展題詞，夏衍的題詞是：“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但同時，人也是可以或者應該有一點愛好和情趣的，集郵就是一種可以增長知識，陶冶性情的高尚的文娛活動。”

幾點啟示

一、夏衍是一本書，收藏僅是其中的一個章節。他豐厚的學識底蘊，豐富的文化功底和實踐經驗，錘煉了一雙孫悟空般的火眼金睛，收藏領域取得的成就，是他長期積累、偶然得之的一個折射。“日本老太”的故事，說明沒有慧眼，就是“寶貝”放在你面前也不識貨。

二、少而精的意識和藏品的歸宿。夏衍曾說，“把揚州八怪收齊，必須件件精品。”這句話的節點是“齊”“精”，這是一個難于上青天的目標，他為之奮斗，尋尋覓覓，創造了奇跡。他還說，藏品“生前處理掉好”，這個良方可供后人深思和參考。著名集郵家林衡夫也說過：“集郵前輩張包子俊、居洽群、沈曾華、林崧、俞炳森、楊立等的郵集不都散了嗎？”藏和散是辯證的，有散才有藏。

三、寄希望于年輕人。夏衍晚年曾多次談到這一問題，1986年，在杭州大學與大學生座談時，他說，“希望就在今天的年輕人，特別是今天的大學生，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就要把基礎打扎實。你們是面向21世紀的人啊。至于收藏，包括集郵當然寄希望于年輕人，因為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作者：吳鑫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