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袁運甫、黃永玉、祝大年、吳冠中4位畫家和設計師奚小彭為了北京飯店的壁畫創作任務，走到了一起。然而那個特殊年代，讓創作最終戛然而止。40年后，吳冠中為當時任務創作的畫稿《長江萬里圖》出現于市場。這已不是一幅簡單的名家畫作，它是5位老先生友誼的見證。

不久前，在“經典北京”的活動現場，北京藝融國際拍賣公司展出了一幅巨制畫作：吳冠中先生創作于1973～1974年的油畫《長江萬里圖》。巧合的是，另一家畫廊也展出了一幅《長江萬里圖》長卷，它是由袁運甫先生在1972年創作的線描稿基礎上，今年重新上彩完成的作品。雖然一件為油彩，一件為水墨，仔細對比，兩幅畫作之間能發現些許相同的景象。很有意思，相同的題材，一致的大篇幅大格局，幾乎同一創作時間。兩幅作品和畫家之間會有怎樣的關聯？

70年代的回憶

上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百萬干部下放農村、工廠。1970年，時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飾繪畫系老師的袁運甫，下放到石家莊附近的李村某部隊干校勞動。在一起的還有祝大年、吳冠中等人。到那兒去的目的是參加勞動接受改造，所以一開始嚴格禁止畫畫。剛到干校，團長給大家訓話時就說：“中國不是你們畫出來的，是我們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你們要好好改造思想，好好種地。”

但1972年的一天，部隊領導忽然把袁運甫叫去，說上面來函要把他調回去，為正在籌建中的北京飯店新東樓設計一大型壁畫。當時周總理特別指出，賓館布置要樸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國悠久的文化歷史，要有民族風格和時代風格，要掛中國畫。70年代初隨著我國外交事業的展開，國內各大涉外賓館相繼建成和投入使用。1972年周恩來指示集中一些畫家讓他們創作用于賓館裝飾的作品，這些畫也被稱為“賓館畫”。

袁運甫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報到，與建筑組一起工作，與他同事的有建筑師陳德蘭、劉永梁，還有老朋友——負責室內設計的奚小彭。袁運甫與李可染這些老先生的任務還不一樣，他需要和建筑組一起，完成北京飯店大堂的壁畫。至今袁先生還印象深刻，他說，壁畫很大，3米高，60米長，圍著大堂上沿兒三面，呈U字形。

1972年底，袁運甫的壁畫設計稿完成，一張是《長江萬里圖》，另一張主題是《長城》。大家一致認為前者更好，就將袁運甫畫的一張小畫稿貼在北京飯店大堂的建筑模型里做成效果圖，與另一張大畫稿一起送審。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萬里陪著周恩來總理、郭沫若看過這個模型和畫稿并最終審定。60米長的畫一個人是完成不了的，需要幾個畫家同時創作。“我提名了吳冠中、祝大年，大家曾一起在農村勞動，當時說‘糞筐畫派’就是指我們。吳先生、祝先生都是畫畫不要命的人，我們在一起談得來。祝先生畫得細，對畫壁畫的細節有幫助。黃先生畫一手好白描，在戶外四尺整開鋪開就畫，功力強大。”袁先生對我回憶著往事。黃永玉當時在中央美院工作，他已經在北京飯店創作組了。對于這些息筆多年的畫家來說，能夠再次畫畫，在當時，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轉機。

袁先生對我說：“畫的面積太大，容易空。需要細節的刻畫，我們決定再去寫生，把素材做扎實點。”當時北京飯店的工作由北京市委負責，萬里特意把袁運甫找去，讓他做領隊，為此特批3000元為寫生經費。于是4位藝術家一起沿長江寫生，為放大繪制《長江萬里圖》做準備。“當時萬里還問我，3000塊錢夠不夠用，我說肯定太多了。其實也怕丟，就先領了800元，這在當時也是一筆巨款呀。”

1973年10月，幾位藝術家開始赴長江沿線寫生，在100多天的寫生中，幾乎走遍了長江沿線的所有重要地方，畫了大量寫生稿。其間還專門去了袁運甫的老家南通，小住了幾天。“黃永玉還為我母親畫了張肖像，一直掛在老家正堂上。黃先生一路說笑話，吳先生一路不換衣服，祝先生一路寡言但偶爾語驚四座，每個人都個性鮮明。”袁運甫說，“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白天我們各自寫生，晚上回到旅店就開始互相評點畫作，然后吹牛皮。”

一路上，還發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祝大年與吳冠中年紀最長，黃永玉居中，袁運甫最年輕。那時住旅店都是四人一間，祝大年用假牙，每天晚上睡覺，都要拿茶缸泡假牙。吳冠中半夜有起來喝水的習慣。一日，不知是杯子放錯了位置，還是吳先生睡得迷糊沒細看，拿了祝大年泡假牙的杯子，咕咚咕咚幾大口，結果喝到了假牙，睡夢全無。于是兩人誰都不高興了，互相說以后再不想和對方住一房間了。可后來，兩人關系最要好。

因為有“北京市革委會”的介紹信，一路通行方便，有地方接待、住高級賓館也不用花錢。到最后回北京800元也沒花完。四人寫生行至重慶時，袁運甫的愛人錢月華寫信說，北京在“批黑畫”，北京飯店的畫出問題了，讓大家別亂說話，小心點。當時還不知道有黃永玉“黑畫”的事，沒多久就接到指令，讓馬上回京。

到北京后，才知道“批黑畫”運動已經很嚴重了，為首的便是黃永玉在離京前為朋友所畫的一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貓頭鷹》。其實，袁運甫等人根本沒來得及回家，一下火車，就被集中到了北京飯店。“當晚就開始審查我們的寫生素材，審查人員共有13人，為首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美術組組長王曼恬。除去黃永玉因為已被列為‘黑畫’典型，沒有在場，他的寫生都由袁運甫上交外，剩下3個人都在外面等待最終的審查結果。但最后也沒挑出什么毛病。”袁運甫回憶說。

袁運甫說他那時沒受太大影響，于是白天學習，晚上回家畫畫。袁加是袁運甫的小兒子，他記得很清楚，那時家里也沒有大桌子，父親就把床掀起來，在床邊裱了很長的紙，一段一段地畫，以充實《長江萬里圖》。“我父親還和吳先生說過，有空的時候你也畫個色彩稿，咱們可以集思廣益。那個年代的人搞創作都特別認真，線描稿、色彩稿、帶透視圖的都畫過幾十幅，為的是看看哪種效果與飯店更協調。吳冠中畫了兩張色彩稿。”袁加對我說。

北京飯店的壁畫創作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屬于暫停了。王曼恬等人提出要換成“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題材，為此又專門組織了兩個小組分別到大寨和大慶考察。赴大寨考察組的帶頭人在參觀陽泉煤礦時從傳送帶旁滑落下來，送到北京后，很快不治而亡。這時，大慶組還沒有出發。出了這樣的事情，“四人幫”很快就宣布北京飯店新東樓的壁畫不要再搞了，這場鬧劇就此結束。礙于形勢，壁畫創作也徹底停止了。袁加說：“當時不知吳先生是什么想法，他一直沒有拿出自己的畫稿，我父親都沒有見過。直到前幾年吳先生說找到了這幅畫，拿給我父親看，這才見到。”

90年代及之后

唐炬，是一位室內設計師。他說自己從小就對畫有一種本能的喜愛。工作后，手頭有了些余錢，開始收藏油畫。2005 年，唐炬請來艾未未幫他設計室內空間。艾未未知道唐炬有收藏油畫的愛好，告知在朋友家見到一幅非常厲害的作品，是吳冠中的《長江萬里圖》。

不久后，唐炬在奚聘白家里見到了這幅巨制畫作，奚聘白是當年北京飯店室內總設計師奚小彭的兒子。《長江萬里圖》總長509厘米，高22.5厘米，紙上油畫，以全景式的構圖繪制了長江流域沿岸之景。畫面中，火車駛入山后，筆鋒一轉，帶觀眾進入黃山云海之境。江到下游，水面遼闊，桃花爛漫，白帆點點。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港口一派繁忙景象，江中巨輪鳴笛遠航。

2004年，吳冠中在自傳《我負丹青》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述：“創作組到重慶時得知北京已開始‘批黑畫’，我們被召提前返京，拋入‘批黑畫’的旋渦中去，長江壁畫也告流產。批判無妨，我們辛辛苦苦畫來的一批畫稿竟是難得的，后來各人都創作出不少佳作。我為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畫的油畫三峽，為北京站畫的迎客松和蘇州園林，都來源于那批素材。”

在“批黑畫”運動中，吳冠中的油畫《向日葵》也在其中。他擔心《長江萬里圖》的畫作受牽連，于是交由奚小彭代為保管，而黃永玉的畫則交由袁運甫保管。一晃，20年過去了，直到1990年吳冠中才在奚小彭家重睹舊作。唐炬說：“在買這幅《長江萬里圖》之前，也是下工夫去做了解，甚至通過朋友問了一下吳先生。其實在這幅畫稿之前已經創作了兩個畫稿，一個是炭筆的素描稿，還有一個是色彩的初稿，奚小彭家所藏的這件，吳先生自己命名為綜合性成稿。”

對于能在20年后重見舊作，吳冠中感嘆驚喜之情不能自已。他在卷首有補題，回憶了當年創作這幅畫的情景：“1971年至1972年，偕小彭、運甫、大年、永玉諸兄，為北京飯店合作《長江萬里圖》巨幅壁畫。初稿成，正值‘批黑畫’，計劃流產，僅留此綜合性成稿，小彭兄冒批判之風險，珍藏此稿，今日重睹手跡，亦驚喜、亦感嘆！1990年7月8日北京紅廟北里六號樓吳冠中識。”隨后吳冠中因“感懷昔日艱辛，將之移植成此墨彩圖卷”，很快創作出了彩墨長卷《長江萬里圖》。2008年10月在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彩墨長卷《長江萬里圖》拍出1578萬港元，作品拍賣所得款項全部捐贈予清華大學“吳冠中科學與藝術創新獎學基金”。

對于奚聘白要出售《長江萬里圖》的原委，唐炬也曾和他聊過。奚聘白覺得母親年事已高，一輩子辛辛苦苦，他們畢竟不是做收藏的，父親也已去世多年，他希望把這幅畫讓出后，用這筆財富讓母親的晚年生活得到改善。最終，唐炬以10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買下了吳冠中的這幅畫作。由于在奚家長時間卷疊保存，又是在紙本上畫的油彩，畫的狀態不算太好。唐炬找了一個圓桶，把它卷好，用防潮蠟紙封起來，放在柜子里，基本不動。他說，只是有特別重要的朋友或者說收藏家朋友來了，偶爾顯擺一下。可以說，在唐炬購藏和出售這幅畫作之前，30多年的時間里，很少有人知道《長江萬里圖》存于世上。

隨著收藏的深入，唐炬有了明確定位，主要集中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實力派畫家身上。另一方面唐炬說，在做收藏的時候，始終處于缺錢的狀態，為了騰出一些資金完善系列收藏，他將這幅《長江萬里圖》放入了拍賣市場，最終以5712萬元人民幣成交。就在拍賣后一個月，吳冠中先生駕鶴西去。當年風華正茂，一起創作的5位老先生，如今已有3位離去，只留下這《長江萬里圖》留待人們慢慢去品味。來源：中國網  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