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宣紙上龍飛鳳舞地寫下這15個大字后，老郵人陳剛直起身，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今年59歲的陳剛退出投資郵票領域四年了，但他一直心系集郵。進入秋季，陳剛和他身邊的集郵愛好者一直在討論著兩件事：一件是今年8月，香港舉辦了迄今為止最大型郵票拍賣會（以總成交額計算）。所拍賣的中國及亞洲珍郵共獲得6100多萬港元總成交額，刷新多項成交價紀錄，充分顯示了集郵者對中國郵票的深厚興趣，以及中國郵票的投資價值潛力；第二件事是今年9月，陳剛和朋友去長春市火車站附近的集郵銷售場所“故地重游”。曾經號稱是長春市規模最大、品種最全的集郵市場，如今旁遷他處，銷售大廳空空蕩蕩，蕭條冷落。

一方是“熱情似火”，一方是“冰凍寒窟”，集郵圈內緣何上演如此反差的“冰火兩重天”？

郵人——退出炒郵

就像投資所有項目一樣，投資集郵也是低買高賣。陳剛告訴記者，自己從小就喜歡集郵，一直以郵養郵，在那段郵票景氣的時候賺過一些錢。1980年的猴票面值是8分錢，陳剛當年以每張200元的價格收購，每張6000元的價格出手的，10張郵票凈賺5.8萬元。而同一時期發行的“仕女圖”小型張郵票，面值是2元，陳剛以每張8元的價格購進200張，市值漲到420元的時候拋出，僅銷售這一種題材就給陳剛添置了一臺捷達車。“趕上集郵行情好的時候，那真是千家萬戶炒郵票。我的親戚、朋友還有鄰居，紛紛去銀行把積蓄取出來，全都投進郵票里，當然收入也是翻番增長。沒多久，郵票價格就下跌得讓人躲閃不及，這些投資人都被套牢了。”陳剛的十幾個朋友在長春、北京、上海三地以每套35元的價格購了整整一個倉庫的1992年發行的生肖郵票，結果價格大幅跳水，十幾個人賠得一塌糊涂。

集郵曾在民間著實火爆了好一陣，陳剛認為，正是這段歲月，給中國的集郵市場注入了深刻的底蘊，打下了堅固的文化基礎和群眾基礎，但種種不利因素導致了集郵市場的日漸萎縮和蕭條。“伴隨著互聯網、手機等通訊設備的發展，寄信不再是主要交流方式，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直接導致老百姓接觸郵票的機會越來越少，潛在的集郵者大幅減少，人們遠離了郵票，也就談不上對集郵產生興趣了。”陳剛認為管理層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通信郵票和集郵郵票在我國是分開銷售的，用來集郵的郵票只能通過相關部門進行預訂，不能訂購半年的，也不能訂購一季度的，只能訂購全年的。新發行的精品郵票被集郵公司直接拿到郵市中，成版、成套、成規模地賣出，致使這些郵票高于面值銷售，面值1元的新郵票被炒到2元多，面值5元的炒到8元多，由此形成了梯次結構的新郵炒作之風。而這些新發行的精品郵票，絕大部分沒有流落到普通集郵愛好者手里，這種長期執行的政策與現行的集郵現狀矛盾重重，使得本應自由、快樂的集郵活動變成了一種負擔和累贅。”

郵展——越來越火

長春市集郵愛好者李千蘭近三年參加各級郵展二十多場。用李千蘭的話說：“平均下來差不多一個月就有一次郵展，小規模的郵展自己的作品就拿去參展，大型的郵展就去參觀，每次郵展都是一次學習，增長見識，開闊視野。”在一次次的郵展上，讓李千蘭在內的很多集郵愛好者得以親眼目睹許多珍品郵票。

讓李千蘭記憶深刻的是“中國2009世界集郵展覽”，李千蘭和長春市22位集郵愛好者結伴來到主辦地洛陽。這里的情形讓一行人大開眼界，幾乎每個參展的柜臺前都是人滿為患。“洛陽展會，給人的印象就是集郵的第三個‘牛市’到來了，這里實在太熱鬧了。”集郵人都知道，在改革開放前，幾乎所有的家庭都使用郵票，收集、買賣郵票成為十分賺錢盈利的方式，這是新中國第一個集郵“牛市”。之后伴隨國家對于郵票發行量的陡增，導致集郵市場的火爆程度得到遏制，炒作郵票變得不再時髦；1997年，郵票市場迎來第二個春天，據報載，當年買賣郵票的商家平均盈利為“本錢的5倍以上”。但隨后的十幾年間，集郵陷入“冷冬期”，這個期間出現集郵人群年齡的斷檔，大批年輕人沒有集郵愛好，堅持集郵的人士普遍是集郵二十年以上的老集郵愛好者。無疑，李千蘭指的第三個“牛市”就是這屆郵展。

面對集郵市場“冷清”，而集郵展覽卻“火爆”的現象，省社科院研究員薛海波認為，郵展火爆并不能說明集郵市場就已經度過了低谷，恢復了春天。“郵展上展出的都是珍貴品種，升值的幾率幾乎可以定性為百分之百，很多去郵展的人真實身份是郵商，主要目的是采購，最終目的是掙錢。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和洛陽郵展上，郵品普遍熱銷就是最好的證明。集郵興旺不能僅僅靠郵票賣出的數量衡量，更要看集郵隊伍的人數是否膨脹。從近幾年統計的數據上看，火熱的郵展并沒有帶動集郵隊伍的擴張，看到的只是繁榮的假象。我認為，要想讓集郵事業復蘇，就應該率先發展集郵隊伍，尤其是青少年集郵愛好者，他們是集郵事業的希望，領導者們惟有實施合理政策，大力發展集郵文化，留住希望之火，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中國集郵事業下滑的現狀。”